任何一种制度架构，必然有其经济、社会上的根源。溯观中国古代社会，一切物质、精神文明的创造都依赖于农耕之生产方式，中国自古发源于黄河流域，农业生产盛行。故而人们多固定于土地之上，又因家庭单位易于组织生产，遂注重家庭。农业生产多依仗气候、降雨等因素，而这些又不是人们能够所掌握，因此必然会祈求于天。所以中国人自古与天和谐，安分守己，希望上天赐福。这种态度让人们注重家庭生活和邻里和睦。因此中国人偏胜于家庭，不同与西方受基督文化影响偏胜于集团生活。

既然注重伦理，则社会秩序也以家庭伦理道德为基础来组织。由于崇尚伦理礼教，所以上下有别，尊卑有序，下不得犯上。因此古代社会上下之间，一旦发生纠纷，往往是“大人不记小人过”，如果下告上就是“大逆不道”。上下的等级关系一旦进入诉讼之中，就被认为有乱于纲常，在下的人有违于道德，也往往难于实现诉讼目的。为此，我国古代社会在诉讼中确立等级限制，也在于防范对纲常的败坏。

其次，家庭不仅仅限于小家，人们多以血缘、姻亲关系为纽带而聚居，因此家庭关系自然是要推及于社会的。于是拟君为父，拟朋友为兄弟等等，社会由此而为一大家庭，因此中国人往往讲求亲情、情感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依靠情感来维系。若一旦发生纠纷诉诸于诉讼，必然有伤情感、颜面，亦为周围人耻笑，陷自己于另类。所以民间诉讼往往不兴，多为自行化解。

由此可见中国人不“健讼”是受到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，有其根源所在。

重义务而轻权利

我们今日所说的权利一词为外来词，伴随西方权利（right）观念而引入我国。对于西方人来说，他对自己的利益享有权利，对实施一正当合理之行为享有权利，并可对抗于他人。因而对于公民个人来说，受教育就是“我”的权利，若有人妨碍，便是侵犯“我”的权利。可是在中国古代社会，一个人可以跟自己的父母说我要上学，但决不会说我有上学的权利。上学的权利来自于父母的给予，有待于父母的承认、认可。这种“权利”观念是：权利是别人承认后存在的，不由自己主张。

说到这里，顺延上文所提我国家庭生活的所生之伦理本位，由于其崇尚之“礼、信、仁、智、义”，所以人与人之间在情感维系之外，又多出这么一层道德上之义务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又表现为彼此之间的义务。所以在古代法律体系中，很少规定权利，只规定义务，在此义务是本位的。

由于个人往往依靠家庭而生，个人的需要就通过家庭得以满足，所以私权的提出也不必要了。因此，对于私权的保护向来是淡化的。中国人又讲究克制忍让，所以侵犯“权利”的事情常常难以演化为大的纠纷或诉讼。

诉讼带来负面利益

如此看来，中国古人权利受损，不诉求于诉讼途径是有多方面原因的，如果单单只以厌讼、贱讼的原因加以概括，就显得有些偏颇。人生来也是有理智的一面的，又怎么会因为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是否诉讼。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会经常影响到他们对于纠纷的态度，那么对于诉讼的提起，权利的主张也自然受到种种观念的左右，乃至于受到利益的摆布。

中国古人对于诉讼的态度，除了贱讼、厌讼，还有恐诉，弭讼即国家的通过事先调整来预防和避免。“中国人之贱讼，其实并非真正的鄙视诉讼，而是害怕诉讼。故贱讼实为‘恐诉’……甚至可以说人们所真正讨厌的是它的客观后果。”故此，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恰恰还在于诉讼为其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利益。